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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踱孩
发表于: 2021-1-10 19:00:28 | 显示全部楼层



著名出版家沈昌文今晨逝世,享年 90 岁。解放日报记者曾在北京专访沈昌文。
世人若简单分为有趣、无趣,那自称 " 破老头 " 的沈昌文当属前者。这与其成为中国出版界的传奇存在,这与业界尊称其为 " 沈公 ",并不冲突。关于他的有趣,业内盛传着颇多故事。记者与他面对面畅聊近 3 小时,触到更多的却是有趣背后的通透。
有人称之为外圆内方的生存智慧,而用他的话来说,这是特有的 " 上海人性格 "。
记者发给沈昌文的第一封电子邮件,写于 2012 年 9 月 17 日 16 时 7 分。
仅 1 小时后,回复邮件来了:确认接受采访,并请记者先定时间," 早一两天告我即可。我们可在三联书店门市大厅见面,然后我再安排晤谈的地方 "。
很难想象,如此高效的网络操作,来自于一位当年已 81 岁的老人。
两天后,沈昌文又发来邮件,为了记者报道内容的 " 独家 " 友善提议:" 你们是上海的报纸,可不可以多说说我在上海的情形?这是过去说得不多的。"
作为中国出版界的传奇存在,沈昌文给记者的第一印象居然是善意——智慧是一定的,但更多的是,善意。
他接受过无数次采访了。" 沈昌文时代 " 的《读书》杂志和三联书店,无疑是许多国人举足轻重的精神家园。年轻的出版人,见他都要尊称 " 沈公 "。然而,他依然善对每一次新的采访,甚至会设身处地为来访者着想。
9 月 20 日,记者飞赴北京。在一见外观即知年头久远的三联韬奋书店,二层咖啡馆,邮件里自称 " 破老头 " 的沈昌文,背着双肩包出现了。
那里,就是他的主场。四处皆是熟人。他自若地打了一圈招呼,告诉记者,这些人分别都曾在三联任过何职。
刚坐下采访,他送了记者一本他写的书,用的是幽默且很为对方着想的方式—— " 我看你挺善良的,今天我书背多了,帮我减轻点重量吧。" 而后,看到记者怀里抱了几本刚在三联买的书,便从双肩黑包里摸出一个旧的黑布袋,帮着一并装起。
在与这位长者有限的交道中,记者发觉,尽可以畅快发问。他不会介怀,他无所不答,即便有不宜相告之处仍会坦诚解释。采访之初记者稍显局促,他显然体察到了,便巧妙地说:" 我也学过新闻的,当初一心一意想进《解放日报》。"
真的?记者问。
真的!他答道。旋即两人哈哈大笑。


沈昌文在书斋中 林环 摄
沈昌文小时候在旧上海当过 " 仆欧(英语 boy 的音译,即仆役)",这种生活锻炼教会他 " 趋避 ",机灵地趋避;20 年的上海生活烙印,还让他学会 " 开放 "。他在沪学了俄语、世界语,虽说主要是地下党员的引导,但归根到底是出于对新鲜事的喜好;他的 6 年学徒生涯里,竟上了 14 所补习学校,而那时的上海,几乎从早上 5 时到深夜 23 时都能找到学习机会。清晨 5 时,他常去现在的复兴公园听人教英文、古文。他曾告诉记者,听讲《古文观止》时,他随公园里的老师读《郑伯克段于鄢》,那抑扬顿挫的语调,数十年难忘。
到了北京做编辑后,在上海所学,依然有用。比如,到三联书店上任后,他想到港台等境外的文化资源,于是出了房龙(美国通俗历史学家)的《宽容》,很轰动,又出了金庸的武侠小说、蔡志忠漫画等;又如,他认为,不拘一格、放弃成见,才能让新见呈现,正是这种 " 大无 " 的思想办出了《读书》杂志的 " 大有 ",有极大的胸怀,有极大的弹性……
采访一会儿后,记者随他去参观书房。虽离三联书店不远,他仍旧周到地为人着想,说:" 你带着这么重的东西,我们打车吧。"
等出租车的时候,他又遇到熟人。他介绍,这位是读者,是在《读书》杂志 " 读者服务日 " 认识的——
" ‘上海人性格’很有必要。我学不会激进观念,所以我办‘读者服务日’也有讲究,绝不是什么激进的‘读书会’。某天看电视,我发现牡丹电视机厂在宣传‘为顾客服务’,灵机一动,觉得这种商业口号可以拿来用,就变成了《读书》杂志的‘售后服务日’,1985 年开始,预定每月 25 日举行。我在内部还提出一个口号:‘没主题、没主持、没开始、没结束’。地点在某一咖啡馆。请作者、读者随意坐下,随便喝咖啡聊天,编辑们周旋其间,借机了解信息、讨教主意。从此有了源源不断的选题。我记得王蒙的‘费厄泼赖可以实行’主张,即来自他喝咖啡时的随便晤谈中。会后我们即由编辑向王约稿,于是产生这一名作。"
从事出版业数十年的复杂人生,让他习惯了一种 " 知所趋避 " 的独特化解方式,以求尽可能多的回旋余地。
许多人总是倾向于尊敬那些为了信念一往无前的勇士,然而,在任何境遇中都能灵活适应并前行的智者,应同样值得敬佩。
如他所言," 我不是个勇士 ";但同样如他所言," 我不断地看能做些什么 "。
业内盛传着他颇多故事。其中有一则是这样的:
2014 年 8 月,沈昌文的回忆录《也无风雨也无晴》在海豚社出版。他兴致勃勃来到出版社,对着几位站起来向他致敬的年轻编辑说:" 我预订一百本《也无风雨也无晴》,等你们给我开追悼会时,每人送一本!" 当时把几位姑娘逗得只能傻笑,无以应对。
不知,成真否?


链接:《我一生做人,就是温和地奋斗》
刊于 2014 年 8 月 12 日《解放日报》
沈昌文,男,1931 年 9 月 26 日生于上海。在上海租界工部局所办的学校受中小学教育,后在上海 "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 " 采访系肄业。6 年的工读生涯之后,1951 年考入人民出版社(北京)工作。1951 年 3 月至 1985 年 12 月,历任人民出版社校对员、秘书、编辑、主任、副总编辑。1986 年 1 月至 1995 年 12 月,任生活 · 读书 · 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《读书》杂志主编。1996 年 1 月退休,后参与发起创办《万象》杂志。
" 知所趋避 "
无论聊什么,他似乎总能聊到 " 上海 ",并时不时蹦出几个上海话的词。他的普通话口音也有几分怪,带着北京味道的儿化音,也带着浓重的上海口音;这样的综合掺杂,像极了他生活 20 年的上海和 63 年的北京。
他显然惯于接受采访,因为 " 沈昌文时代 " 的《读书》杂志和三联书店,无疑是许多国人举足轻重的精神家园。但言谈中,他却惯用一种接近于 " 自轻 " 的方式来表达,比如屡称自己 " 懦弱 "。这或许是从事出版业数十年的复杂人生所致,让他习惯了这种独特的化解方式,以求尽可能多的回旋余地。如他所言," 我不是个勇士 ";但同样如他所言," 我不断地看能做些什么 "。
记者:所谓 " 上海人性格 " 是怎样的?
沈昌文:人们爱说上海人 " 滑头 ",并不假,但这 " 滑头 ",首先是指遇到为难的事知所趋避。旧上海是典型的 " 黑帮 " 占统治地位的社会。我小时候做过 " 仆欧(英语 boy 的音译,即仆役)",这种生活锻炼更教会我趋避,要谨小慎微。当然,单单趋避也不行,还得机灵。
有多取巧,我举个例子。1960 年代初,中宣部成立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办公室,筹划出版 " 灰皮书 " 和 " 黄皮书 "。前者是社会政治方面的 " 反面材料 ",有名的如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;后者是文艺思潮,我记得第一本是《在路上》。作为 " 内行的共产党员 ",我被选上了。其实,我这时的外语水平,除了俄语能译一些简单的书外,其余都只能读懂书名和目录。但这 " 其余 ",包括十来个语种,而且在日益增加。我掌握了一门技巧——从外形识别语言!例如当时上面非常注意南斯拉夫、古巴和波兰,我于是花一两个月,把塞尔维亚文、西班牙文和波兰文大概了解一下,就能借助字典、语法书读懂书名、目录,于是就和这方面的专家大胆交换意见了。然后官员们都知道有个工人出身的会多门外语。其实是名声很大,没学多少。
再说说我谈恋爱时,有人介绍了一位医生。这位大夫喜欢音乐,我于是假装懂音乐,白天看了关于贝多芬的书,到晚上约会时卖弄。后来下乡又拼命写信,这么就恋爱成功结婚了。
到了三联书店上任后,我第一个要考虑的事情就是它的专业分工。中国的出版社是有分工的,而三联书店到上世纪 80 年代才冒出来,几乎 " 无路可走 " 了,只能是另找出路。毕竟是改革开放年头,思想比较活跃,第一个念头是想到港台等境外的文化资源。比如出了房龙(美国的通俗历史学家)的《宽容》,很轰动;后来出了金庸的武侠小说,我们强调它的文化性格和文化意义,被批准了。
还有蔡志忠漫画,那时我知道海外有出版漫画热,一口气买了中国台湾、中国香港和日本等漫画很多种,比较下来,觉得蔡志忠的最好:通过漫画传播知识,比如《菜根谭》。从 1989 年到 1993 年,三联书店一口气出了近 40 种蔡作。蔡先生愿把版税存放在三联书店,我们正愁资金不足,这也来得正好,就买了一些职工宿舍。于是我的同事在总结我任内业绩时,常挖苦说主要是由于 " 卖菜(蔡)"。
" 上海人性格 " 很有必要。我学不会激进观念,所以我办 " 读者服务日 " 也有讲究,绝不是什么激进的 " 读书会 "。某天看电视,我发现牡丹电视机厂在宣传 " 为顾客服务 ",灵机一动,觉得这种商业口号可以拿来用,就变成了《读书》杂志的 " 售后服务日 ",1985 年开始,预定每月 25 日举行。我在内部还提出一个口号:" 没主题、没主持、没开始、没结束 "。地点在某一咖啡馆。请作者、读者随意坐下,随便喝咖啡聊天,编辑们周旋其间,借机了解信息、讨教主意。从此有了源源不断的选题。我记得王蒙的 " 费厄泼赖可以实行 " 主张,即来自他喝咖啡时的随便晤谈中。会后我们即由编辑向王约稿,于是产生这一名作。
说实话,对于读书明理,我从来不是学术向往。我跟人讨论问题的时候随时举某某书,仿佛我看过很多书。其实我这个 " 看 ",跟专家学者说的读书是两回事,准确地说我是浏览。我的看书习惯是刚看这一本,看了 3 页,就看另外一本了。为什么呢?第 3 页讲到一个问题我感兴趣,我好多书呢,我一查,又查到另一本书……我经常自嘲是 " 做书商地看书 "。
" 大无 "" 大有 "
在三联韬奋书店二层咖啡馆见面时,他送了记者一本书,用的是幽默且很为对方着想的方式—— " 我看你挺善良的,今天我书背多了,帮我减轻点重量吧。" 见记者已抱了几本书,便又从双肩黑包里摸出一个黑布袋,帮着一并装起。那个布袋,有些尘土,有些风霜的旧色。
人们往往尊敬那些为了信念一往无前的勇士,但在任何境遇中都能灵活适应并前行的智者,应同样值得敬佩,正比如他。在与这位长者有限的交道中,记者发觉,尽可以畅快发问。他不会介怀,他无所不答,即便有不宜相告之处仍会坦诚解释。采访之初记者稍显局促,他显然体察到了,便巧妙地说:" 我也学过新闻的,当初一心一意想进《解放日报》。" 真的?记者问。真的!他答道。旋即两人哈哈大笑。
记者:20 年的上海生涯还留下了哪些印记?
沈昌文:20 年的生活烙印,毕生难以忘却。在上海,首先学到的是 " 开放 "。我一辈子同洋人打交道并不多,但从小就知道不要害怕他们,而且要同他们打交道。我的外祖母,一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,首先为我启了蒙。我喜欢外国的 " 新鲜 ",总想去学一学。在上海学了俄语、世界语,虽说主要是地下党员的引导,但归根到底是出于对新鲜事的喜好。你说,为什么我初中一年级就能做一辈子文化?是上海给我打了基础。
14 岁,家里穷,没钱再读书了,我到上海一家银楼当学徒,磕头拜师,很辛苦,师傅会训人打人。但我很识相,并且是学徒中最有文化的,Icanspeak English(我能说英语)。虽说是半吊子的英语,但我敢开口,比如 1 到 10 我会用英语数,11 就不会了,我却照样说 1+10。当时是 1945 年,抗战胜利了,美国兵到上海,来买首饰,我叫美国兵 Mr.Roosevelt(即罗斯福总统),他们听了都乐意买。
1948 年,蒋经国到上海整顿金融秩序,银楼大多关门。我却被老板留下了,端茶送水。因为我有特别的才能,会英语,会写毛笔字,还会帮老板猜谜语。老板喜欢看上海《东南日报》的灯谜专栏,把报纸剪下来贴在案头,答不出的空白,我几次悄悄给他答出来填上去。记得一个灯谜是 " 山在虚无缥缈中 ",打一古人名字。这个灯谜是 " 白头格 ",意思就是第一个字是谐音。他想不出。我想出了,是孔丘,空的山嘛。老板很高兴。
那时老板闲着,常请人打牌。来的客人中间有很多是地下党。从苏北解放区来采购盘尼西林等药品、无线电器材和机帆船的,叫我 " 小聪明 ",有时让我帮他们收发信件,隔几个月还让我去生活书店买书买进步杂志。他们穿得很破烂,睡在我的床上,但不知怎么就一下子服饰鲜明了,跟其他客人一起打牌或吃饭。有一位苏北来的年轻人,每天打牌之余都努力读一本英文书。我便找来偷看一眼,原来是本桥牌手册。为了工作,不得不努力学习桥牌技巧,真使我肃然起敬了。我就渐渐成了他们的小崇拜者。
6 年学徒生涯里,我以自学出名。那是漫无目标的自学生涯:我受了祖母 " 要记得自己是好人家子弟 " 的教育,一直想离开学徒岗位,所以千方百计寻觅补习的途径。那时的上海,几乎从早上 5 点到夜晚 11 点都能找到学习机会。6 年中,算起来前后上了 14 所补习学校,从速记、会计,到摄影、英语、世界语、俄语和无线电。这还不算早上 5 点去法国公园(现复兴公园)听讲英文、古文。听讲《古文观止》时,我跟公园里的老师读《郑伯克段于鄢》,那抑扬顿挫的语调,至今难忘。
我到北京后还经常鼓吹上海一直以来的社会公益文化事业。我每次回上海,也都去复兴公园。我现在能和人聊莎士比亚,也是复兴公园积攒的。
不过,我那时只是 " 可悲的银楼店里的知识分子 "。那时候,我给师兄弟们读报," 徐铸成 " 三字中的 " 铸 ",我一直读成 " 寿 ",也从没人更正。将近半世纪后,我见徐老多次,却不敢把这则故事告诉他。
对了,我说学过新闻是真的。当学徒时,住处不远有一家 "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 ",在上海有很高的声望,还可以晚上上课,我想去读新闻电讯系,设法去通讯社当报务员。想不到这一来,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。
"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 " 创办人是顾执中先生,上海《新闻报》的名记者。考取之后,校方告诉我,新闻电讯系不办了,因为学生太少。教务处一位先生鼓励我上别的系。我一看时间表,采访系是晚上上课的,就进了这个系。从这以后,不再去 " 滴达滴达 " 地敲电键,而是变成耍笔杆的了。
每天下午 5 点下班后,在马路上买一块点心,就去上学,到晚上 9 点才放学。尽管辛苦,我还是很快活,因为学校让我看到与以前迥然不同的世界。但我初中一年级程度,如何能同别人攀高低,譬如新闻写作,我努力半天,结业成绩只是 50 分。60 分才及格,大出洋相。但俄文还学得不错,俄语老师想保送我进刚成立的上海俄文专修学校,但我无缘了。因为不仅筹不起学费,还要养活母亲。母亲年年在别人家做 " 娘姨(佣人)",我再也忍不下心。于是,溜到北京了,从此离开学徒生涯。
到了北京做编辑,在上海学到的 " 开放 ",依然有用。当年《读书》杂志面临思想大为解放的情境,我认为,时下可做的只有 " 三无 ",即 " 无能、无为、无我 ",只有这样才能不拘一格,放弃成见,让新见呈现。正是这种 " 大无 " 的思想办出了《读书》的 " 大有 ",有极大的胸怀,有极大的弹性。我们找各方面的人才,开设各种专栏,文学方面如冯亦代的 " 西书拾锦 " 专栏,翻译有董乐山的 " 译余废墨 ",思想方面如樊纲的 " 现代经济学读书札记 ",艺术方面不能不说丁聪老先生的漫画……编辑部内部,由此最得益的是赵丽雅(即扬之水,《读书》原编辑,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)。她后来自己总结当年是 " 师从众师 "。
他微笑沉默,收起笑意一字一顿:" 这是我一辈子的主张 "
他关注海派文化。他的书房 60 来平方米,3 间,领着记者参观时,他说一房间是文学,一房间是社会科学,还有一房间是 " 我喜欢的书 " ——此房间,3 个书架,除了艺术类、养生类,另一即关于上海的图书汇总。不过,多为老上海的书。
他保留着老上海人的生活习惯。偶在家掌勺,必定是浓油赤酱的上海菜,可惜家人都吃不惯,所以他时而去北京的美林阁吃 " 带甜味的菜 "。他对记者挤挤眼睛说:" 你懂的哦,美林阁,就是‘蛮灵咯’。" 他还曾在办公室专烹上海红烧肉,用此类 " 大嚼 " 政策团结作者、同僚;如丁聪老人等上海名流,会闻味而来。
他最爱听的歌,正是他上海学徒生涯里唯一的娱乐,那时店里天天放。已然耳背的他,静极思动时就揣上 " 北京市老年人优待卡 " 出门搭公交,戴个大耳机,听着震耳的《何日君再来》;而被他称为 " 西总部 " 的书房,反正没人,邓丽君的声音更是放得几乎声震屋瓦。
他对此感慨为:" 越老就越想回到从前,回到童年、少年,回到年轻时代。"
爬上 6 楼的书房时,他快步走在比他年幼近半世纪的记者前头,踩着运动鞋,迈得呼呼风声。尽管,喘声如风箱。
是的,他老了。然而,他藏了一颗已经苍老却仍倔强着年轻的心。
尤其是说起海派文化之时——他有一套海派文化系列书,一读再读,他说能满足怀旧欲。可是,能否建树一种 " 新海派文化 "?他的建议是,上海文化 + 台湾文化。
他素来认为台湾出版业是大陆的 " 试验田 ",因此台湾同行朋友极多。在任时,每逢台湾出版人来北京,他总要接待;其中一位出版人谈版权时,老引用上海人耳熟能详的 " 闲话一句 ",他听了特别高兴。退休后,他每天观看两家电视媒体的两岸新闻;除了一年回上海四五趟,他唯一的外出地,大概就只有台湾了。
采访终了,记者请他用一句话概括评论自己。
滔滔不绝已两个半小时的他,微笑沉默了。几秒钟后,他收起笑意。
" 我这一生做人,就是在温和地奋斗。它不是非死即活的。" 他严肃地一字一顿地说," 求生存、求发展,人都必须要温和地奋斗。这是我一辈子的主张。"
栏目主编:施晨露 本文作者:林环 文字编辑:施晨露
题图:沈昌文在书斋中接受记者采访 林环 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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